似乎是上天的安排,母亲去世时我刚成年,难以面对死亡的猝然掠夺,因有父亲的百般呵护,打击虽然如雷轰顶,心理终究没有留下太多阴影。去年初父亲溘然离去,我四十好多,仍然如婴失乳,几近崩溃。此时我已为人妇做人母,责任、亲情一身,三股绞缆虽然断二,犹存一股牢牢维系,我才能能够继续沉浮世事,不致迷失。
父亲是长子,我哥哥一生下就是长房长孙,光宗耀祖有望,祖父摆香案感谢上苍。从此老人眼中心中只有老哥。我出生那天并无祥云瑞雾,女未大就已不中留,与受冷落的母亲被接外公家将息。父亲终于畅所欲言,抱我在故宫路的深宅大院示威游行,口中念念有词:“女神,我的女神!”
常常自怨自艾:“老哥是香火,命根子;小妹是尾仔,娇娇女;惟我掐头去尾,居中的孩子讨人嫌。”父亲呵呵大笑,点着我的脑门揭短:“就你最淘,麻烦最多,从上到下没少气我。”
斗嘴是一回事,父亲最宠我,我俩心照不宣。
带我上街,大马路不走,非在沟沿蹦蹦跳跳;进植物园,大门不入,非要爬墙翻栏杆;别人的女儿乖乖树下捡落果,我却骑着一颤一颤的枝桠攀龙眼;去海边玩沙子,略一分神,我便溜走,在礁牙上滑一跤,小臂被锋利的牡蛎壳划开半尺长的血口子。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紧,吓出一头汗水。“五岁的小人儿,以为又闯了大祸,咬牙不哭,把嘴唇都咬破了。”别的我都可以抵赖,惟此事因小臂伤痕依旧,只好顾左右而言其他。
母亲十八岁结婚,二十五岁生我妹妹时,从纤细脆弱发展到珠圆玉润,似为日后独挑一家重担完成体质上的储存。有父亲宽大的肩膀遮挡时,母亲可以无名地感伤,心神恍惚,手捧一本西方小说,优雅地临窗蹙眉凝思。而我们三兄妹撒欢父亲膝前,据说我时常熟门熟路眨眼间就爬到他脑袋上。同事问父亲:你大女儿和这三个小的年岁相差有十岁吧?父亲很开心:啊不,那是我太太。同事恍然,凑近耳边:难怪与孩子们不亲,是续弦的吧?
父亲作为右派补遗,使他工作的银行终于完成政治运动指标。他胸戴大红花,空着双手,在爆竹声中被匆匆塞上大卡车,说是劳动改造八个月,一去就是八年。父亲从西装笔挺的银行家贬谪为忍气吞声的囚徒,赤膊在三明露天煤矿探煤,熬过铁丝网、岗哨、臭虫、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,挣扎生存下来。亲情是父亲的首要精神支柱,其次是他的天性豁达乐观,然后是他少小离家求学求职,反哺年迈体衰的父母,扶持弟妹,荫护娇妻幼子所逼来的自救能力。
说母亲是娇妻一点不夸张,在教会女校里,她曾是钢琴、书法、插花和服装设计的高材生。要说理财持家,父亲有多精明能干,母亲就有多糊涂。天塌下来之后,哥哥早已被祖母接管,我原就是外婆的心肝,母亲决心带着妹妹自己谋生。那个年头里,知识妇女要找份高尚职业,非会计别无他途。毫无数字概念的母亲打起算盘也许和弹钢琴一样悦耳,但她赔钱比换钱多,还是流水般往劳改营寄炒面、猪油、衣服鞋袜,甚至极稀罕极昂贵的蛋糕。父亲收到包裹,心疼母亲的不切实际,更加珍惜地把长了寸长绿毛的蛋糕放在瓦片上烤烤吃了,奇怪的是不闹肚子。
某一天母亲又失账15元,环视家徒四壁,顺手抓一本相册,携着妹妹搭车回厦门娘家。由大姨将赔款汇去。在厦门还是当会计,直到她病逝,她都在忍受这份磨人的与天性格格不入的工作。
父亲保存的家书中有一封署名是妹妹,另有括弧说明是我代笔,半文半白老气横秋,那时我上二年级,已经在啃《红楼梦》。还有一封是我的“鸡毛信”,因丢失学校图书馆的借书,需赔偿5块钱向父亲求援。记得我很快收到回信,先急不可耐抖出那5块钱,松了一口气,接着欣赏起写着“佩瑜我儿亲收”的信封,毕竟是完全属于我的第一封信。至于信纸上写的无非是钱来之不易啦,好好读书啦,照顾妹妹啦等等为父之言,我其实不记得了。小小年纪就已见钱眼开,真不好意思。
八年的时间,我从一个惹祸不断的小淘气包长成桀骜不驯的少年。考中学之前,我在家附近的巷口,遇见一个皮肤黧黑,皱纹像刀刻的男人,他把一手帕包的鸡蛋使劲往我怀里塞,说:“功课紧张,补补身体。”我推开他,逃回家,气急败坏禀告外婆。外婆叹气:“那是你爸爸,可怜你都不记得他了。”
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头发三七分,梳得油光水滑,雪白西装,白皮鞋,风度翩翩的呀。怎么会这样?衣服破旧也罢,头发枯槁也罢,偏偏内八字脚,还穿一双搽了白粉的力士鞋,白得刺眼而俗气,仿佛对往日好时光的谄媚和贿赂。
外婆家的洋楼处于厦门九条巷的八卦中心,我变换路线神出鬼没躲避我的亲生父亲,劳心劳力,竟然还能考上厦门一中。
周末在中学门口守候的不是父亲了,是哥哥。这几年来,学习优秀沉默懂事的哥哥是我们的偶像,由他代父亲来做统战工作,果然立竿见影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哥哥一手牵我一手拉妹妹,走向凤凰树夹荫的中山公园,远远先看见那双簌簌掉粉的白力士鞋,路标一样显眼,父亲在公园门口望眼欲穿。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父亲惟一允许自己的奢侈,平时干苦力,他趿拉着一双破军鞋。
父亲被改造掉的不仅有白西装、发蜡,还有家庭和公职。他期满回家之前,母亲经不起领导和社会压力,已和父亲协议离婚。带哥哥一起住鼓浪屿祖母家的父亲,幸运地碰上个颇通情达理的居委会,很快介绍了一份重体力劳动给他,一年后满街都是戴高帽的牛鬼蛇神,有政治污点的父亲每天如履薄冰,却侥幸逃过此劫。
渴望合家破镜重圆,忍受心中痛苦的父亲,拉起载货板车。从火车站到渡口约5公里,拉一趟挣8毛钱,每天两趟,四个来回,可以得一块六,不算少。上午和下午点心和豆浆4分加馒头3分,渡轮一毛钱,午餐半斤米饭两毛菜,这已去掉五毛二,还要扣去刮风下雨的损失。最重要的是不能生病。点心和午饭都是最低限度的体力补充,须知他每天拉数百斤重物,步行20公里,又有多年胃病史。现在父亲的算盘拨来拨去虽然只有两位数,要在小数点后面节省零头,仍须发挥聪明才智哩。偶尔空车返回时,有人搬家求载个家具什么的,就是非法的额外收入。三五毛钱罢,虽然最多只有2块钱,已是天下掉下肉包子,父亲便大大破费买半斤红糖饼干,泡一杯茶末,怡然自得给自己压惊。
一分钱磨盘大的父亲,在火车站看到一位中年教师,拎件半新的绒衣向路人求抵押九块钱。说丢了火车票,急于回老家探母病。父亲拍出十块钱,用清秀的隶书写下自己的姓名地址,说:“钱借你,方便时还我,这也是血汗钱。穿上衣服吧,天冷。”那人不久即把钱邮来,同时还有一包裹,是上品红菰和笋干。
我身上那么一点江湖义气,可以说是父亲的遗传。
当我齐整细密的乳牙脱落,继而长出一口杂乱无章板牙,祖母微微颔首:是姓龚的没错。外婆便不无惋惜着:怎么越长越像她父亲!接着在我身上显现的基因全与母系有关:近视眼、神经衰弱、瘦骨伶仃,以及无可救药的逻辑混乱。有外婆的庇护,我每月用于买冰棒、租连环画、看电影,包括丢失的钱,大概比爸爸的零用钱还多,可不到月底我就要“算计”妹妹的存钱扑满。
外婆替父亲养育了不谙世事做白日梦的小妻子,父亲感激不尽。然而体验过严酷生存斗争的父亲,眼看我母亲一经风暴就迅速凋谢,痛心疾首决意要他的小女儿翅膀硬一些,他很想让我们知道,他领我们上动物园,给我们买新式铅笔盒,送生日小礼物的钱是怎么挣来的;但又不忍让小姐妹俩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,跟在他身后推车上坡。
其实我的哥哥和堂弟们,都自觉自愿当过父亲的义勇军。
父亲经常载货的木材公司看中父亲一手好算盘,请他当仓管员,正式评了个二级工。重操财政旧业父亲虽不必再马拉松竞走,但要清点原木和各种型号的模板,劳动仍然繁重。他说服我们姐妹俩暑假里到他工作的露天堆场去帮忙,拾捡遍地的碎木块。
不一会儿,我们的手指扎了刺,头发上脸蛋上沾满汗水和锯木屑,我因捉一只绿色大蚂蚱,袖子扯裂了,飘飘扬扬,翅膀一样。父亲脸上一直喜气洋洋。他犒赏我们六分钱一碗的花生浆和八分钱的大肉包。工作轻松有趣,点心好吃,还给外婆带回一麻袋折价的刨木花。父亲那样骄傲地介绍我们给他的工友;兴致勃勃带我们参观肮脏不堪的综合办公室,在他的糙木写字台上有我们的全家福;以及,父亲看我们狼吞虎咽时不觉咂着嘴的那份满足。
我似乎没有从父亲的精心策划中得到什么社会实践教育,但很可能从这一天起,我们完全认同了父亲。
上山下乡运动的铁扫帚把我们兄妹全赶到上杭山区,父亲收拾好东西,准备接通知随时与我们相聚。我们得知他的想法,吓坏了。在我们看来,举家迁来当农民,我们连回厦门探亲的机会也没有,招工更不要想。于是写信发电报竭力阻止。我们的恐慌影响不了父亲。他在三明劳改那八年,条件更恶劣都挺过来了,他可以照顾孩子们,并且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家人团聚。
木材公司按兵不动,父亲努力挣工资,轮到他源源不断给我们寄包裹。我们这个知青点都是应届生,学生气很重,六个人一锅吃饭,财产公开。有次父亲寄了个十五公斤重的木条箱,几个男孩拿扁挑翻山去公社扛回来。我照例把包裹往厨房大柜一扔,轮到谁烧饭,谁就伸手掏去。几天后接父亲信,说包裹里不但有三个梨还有月饼,方晓得不知不觉已过了中秋。赶快把包裹倒出来,梨流着黑水,月饼尚有希望,活学活用父亲当年烤蛋糕的经验,六个同伴围在大锅边煎月饼。月饼和鼻子都有点酸,每个人很仔细把饼屑送进嘴里。
插队期间我开始写诗。写过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,只记得其中几句:“哥哥吹笛子/爸爸爱喝茶/葡萄棚下妈妈养鸡鸭。”多年以后父亲还念叨,说这是我最好的诗可惜丢了,没有发表。
我再往下写的诗,就没有这么好看了,糟糕的是还流传出去,被谱成吉他曲。父亲虽然担忧,但经验告诉他,在淳朴的山民之间,我其实比较安全。我回城时外婆已去世,爸爸为我们姐妹设法租到祖母楼下一间12平方米的卧室,他和哥哥仍然住在祖母客厅边。我进了工厂当炉前工,高温,重体力,三班倒,十分辛苦。一边失眠发烧一边夜夜读书写作,人瘦得只有42公斤。我临街的八角房开始有文学青年来往,高谈阔论弄得路人皆知。
父亲和我开诚布公,要我烧掉诗稿,说我写那样的诗非常危险。我年轻气盛,拧着脖子:你就当没有我这女儿好了。不是还有哥哥妹妹吗?
父亲亲身体会过土改、反右、四清、文革历次运动,深知文字狱的厉害。他叹息着走开去:你以为出了事,我和你哥哥妹妹还能安然无恙么?
劝阻无望,父亲只好接受,而且全力支持。为了加强营养,不惜把他和我的伙食分出来另过(妹妹工作在福州)。祖母见父亲变着花样给胃口刁钻的我煲汤,替哥哥生气:哼,宠出个女儿王!其实连祖母给哥哥做两个荷包蛋,哥哥都要偷偷留一个给我。菜炒好了,父亲在我窗外逡巡,等我放下笔再叫吃饭。我惟一的家务是洗自己的衣服,连被子都是父亲戴上老花眼镜绗的。可以说当闺女时,我好像连厨房都很少进去。
嫁人时我已是专业作家,公公婆婆丈夫儿子,现代都市里可算大家庭了。买菜做饭带孩子,还有自虐式又洗又刷的洁癖,每天蓬头垢脸心浮气躁,何来诗情画意?常有亲友夸我而今做得一手好菜,有乃父之风。父亲心里难过,背地说我丈夫:“我养一个诗人女儿,你家里一管家媳妇。从前为了让她专心工作,连茶都是我替她斟好的。”
右派平反父亲即办了退休手续,虽然未补发三十年工资,但他原先的工资级别就很高,随着厦门经济发展,他的退休金水涨船高,日子一天天滋润起来。
“可惜你母亲不能起死回生!”父亲遗憾着。
我也曾试着劝父亲寻个老伴,他都摇头。我们未成家时,他怕委屈我们;儿女们分巢而居,他又担心家里有了不相干的人,我们有陌生感不愿回娘家。哥哥嫂嫂极孝顺,十七八年来住一起,锅盘都会交碰,他们却不曾跟老人顶撞过。小侄女成了父亲的精神支柱、生活中心和开心果。地位旁落的我心有不甘:老爸,你逢人夸的是嫂嫂不夸我也罢,有好吃的准是岚岚优先也罢,直到现在你都时常修理我,怎没听你说岚岚一个不字?
热爱生活的父亲(现在流行说法是重视生活质量)一旦手头宽绰,首先发扬光大的是他的美食天性。祖传的春卷、韭菜盒、红焖猪蹄、蟹粥鱼糜凤尾虾,一一真材实料精工细作起来;又“克隆”人家酒宴名肴,朋友饭桌偷艺,篡改旅行中见习的南北风味;甚至手持一部古龙的武侠小说,依样画葫芦仿真一品“翡翠鸡”。每个周末召集儿孙们回去品尝,在我们中间掀起烹饪比学赶帮超。向来不拿锅铲的妹妹,短期突击,竟独树几帜招牌菜如香酥鹌鹑,家常卤面等,获父亲眉开眼笑奖。哥哥近水楼台,兼收集名家菜谱,每每有惊人表现,尤其嫂嫂打下手的时候。
精力充沛的父亲没有浪费晚年的美好时光。他以武侠小说为指南,独自访遍名山胜水;身上背的照相机不断更新换代,拍扬眉吐气的自己,拍躲着镜头的孩子们,还主动拍亲戚朋友,花钱冲洗后挨家挨户去分发;他培植的新品玫瑰曾是我的嫁妆,而他引为骄傲的“十八学士”茶花,则是我千辛万苦从德化连泥带盆运回的;他养的黄莺宛转娇啼得心花怒放;一只老鹦鹉,在父亲去世后得了失语症,寂寞时宁愿装猫叫。
父亲很以诗书传家为骄傲,对我详尽讲解族谱,其中不少传奇,可惜当时兴之所至,不及使用录音机。祖父收藏的金石书画,文革里几乎损失殆尽,侥幸箱底犹压几张伯祖父的扇面(伯祖父以画菊闻名,早年在日本举办过个展)。父亲以此为基础,四处求字求画,大多友情出演,毕竟财力有限。几件精品,父亲临终交给我,说惟此留我纪念。现挂在我的客厅,朝夕相伴。
父亲劝我焚稿时,他自己其实手痒,写不少格律诗。晚年他自号箴斋老人,辑诗成册,题《箴斋诗笺》,为访客问友必备礼品之一。有段时间他忙于参加“中华诗词学会”,在海内外发表诗词,入选这里那里的选本。父亲自有一帮文朋诗友,我有时回娘家,见三四青年,团团围坐,听父亲引经据典传授诗词格律。
有次文章写一半,挂电话问父亲,“及笄之年”是几岁,父亲回答了。电话放下十分钟,父亲抱着大《辞海》来我家,再跟我说“弱冠”,说“而立”,顺便摇头说我“家学不足”。
我很是惭愧,父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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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作者
舒婷
当代著名的朦胧派女诗人代表作家之一,与北岛、顾城齐名,原名龚佩瑜。出生于福建石码镇,生长在厦门。祖籍福建泉州。
年初中未毕业即“插队落户”,同年开始写作,其时诗已在知青中流传。年返城当工人,当过水泥工、挡车工、浆纱工、焊锡工等多种临时工。年开始在民间刊物《今天》发表诗作,同年在《诗刊》正式发表作品。年至福建省文联工作,从事专业写作。《福建文艺》编辑部对她的作品展开近一年讨论,讨论涉及到新诗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。年福建省文联专业创作,现为中国作协理事;作协福建分会副主席,两次获全国性诗歌奖。年出版诗集《双桅船》和《舒婷、顾城抒情诗选》。年出版《会唱歌的鸢尾花》等。主要著作有诗集《双桅船》、《会唱歌的鸢尾花》、《始祖鸟》,散文集《心烟》等。代表作《会唱歌的鸢尾花》、《致橡树》。
作者:舒婷
原标题:《舒婷:很是惭愧,父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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